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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校长的禀赋  

2006-08-21 09:46:1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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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校长的禀赋
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 2006年08月19日 09:24 21世纪经济报道
 
  文/姚国华
  (作者毕业于兰州大学,现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,1994-1997年开创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,策划并主编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》首卷,形成大学人文教育典范,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。)
  一
  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:武汉大学,华中理工大学,华中师范大学,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分量的,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。 
 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、资历最深、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,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,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,再一位就是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的校长章开沅先生。
 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,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。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,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和眼光治校。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,他告诉我,他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,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,只是做自己的学问。“上面要我干什么,我觉得可以就做;我觉得不可以做,就让副校长去应对。”
  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,他做校长,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,井井有条,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。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,所谓“学在华工”的说法,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。
 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、最开放、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。在刘道玉时代,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,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。比如推广学分制,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,可以转系,所有课程可以选修,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,校园文化非常活跃。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,但据说仍保留着一些痕迹,如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壁垒森严。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《女大学生宿舍》,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。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,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以及它自由、开放、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。
  1988年,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职位,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。去年,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,出了一本书叫做《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》,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,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,激情澎湃,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,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。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,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,因为全是武大校友,地位都很高。但事后,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,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,发在他的网上。尽管我对武大、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,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?
  当时,很多武大校友都认同一种说法,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。小深圳,对所有中国人来说,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。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,武大是小深圳,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,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。但是,我要强调,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。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,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,就让人莫名其妙了。
  为什么呢?西方现代文明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,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。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,首要的关键,是要有一群文化精英,构成一个拥有特殊智慧的象牙塔,——大学就是现代国家的最高文化机构,最高的精神象牙塔,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——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。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。
  然而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,带着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,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。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。武大的人还很骄傲,可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有现象。
  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。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,著名的反修战士,从苏联被驱逐回国,周总理亲自去迎接。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,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。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,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,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,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,八年没有变化。
  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,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。为什么呢?一位大学校长,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,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,他与其它任何官位无关。比如说牛津、剑桥大学校长当然是社会最高的精英,最高的精神领袖,他们的社会威望是部长、市长们没法比的。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,省长见名校校长都还要拜见呢!
  二
  我认为,只有哲学家、思想家,只有具备最高智慧的人,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。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是些什么人?科学家,工程师,思想教育专家,经济学家。中国今天最没有脑子的人出自三类:一是经济学家,二是新闻记者,三是娱乐明星。他们往往陷入急功近利中,陷入名利场上,陷入时尚潮流中。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,为什么?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,可大学是生产人的,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?当然不行!大学要培育的是整个民族最高的精英,具有健全人格的人,而不是为增长GDP的,不是服务于老板,不是听命于上司,不是取悦于利益集团的。院士也不一定有资格做大学校长,他们也是研究客观对象的,摆弄一个东西的,而且中国院士里有全面的思想家找不到几个。大学校长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独立思想者,应当是哲学家。当然,如果他既是思想者、哲学家,同时又是院士,又是经济学家,工程师,那倒是可以的。当然,我这里说的哲学家是那些高屋建瓴的独立思想者,不是那些吃哲学饭的人,那些死啃书本的人,更不是那些借哲学之雅名来谋求现实利益的人。
  人才,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。人才是什么呢?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,都是螺丝钉,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。大学培养的是人“材”,而不是“人”本身,不是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。人才是干什么的?是被领导用的,被老板用的,是做打工仔的。所以这才出现了前面讲的不可思议的事,武大很牛,它说自己是小深圳。
  三
  什么叫与国际接轨?如果认洋人的智慧才是智慧,这注定是没有前途的,这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。
  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,中国社会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严重不足。要自主创新,怎么搞?建几个院士楼,引一群洋教授、海归教授来,大把的钱,什么工程,什么学者,什么博导群,就能创新吗?
  我们知道“文革”结束的时候,全中国人民都学习陈景润,人们相信没有林彪、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,无数个陈景润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!结果呢,陈景润死掉后,中国大地上一个陈景润级别的数学家都没产生。要知道,陈景润在当时中国并不是一流的数学家,比他高的数学家还多呢!中国今天的数学又如何呢?物理学也是一样。中国生物学曾经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,袁隆平就是超一流的科学家,人工牛胰岛素合成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不能比的。二十年前,中国科学家每年总有几项被世界承认的科学成就来,国家科学技术的一等奖没有空缺过。十多年前,中国经常一年拿不出任何可以获得一等奖的成就,而且随后连年空缺,到现在已经难得哪一年不空缺了。
  十年前,我们一听说“院士”便肃然起敬,顶礼膜拜,五体投地。可是现在你在网上搜索,有关院士的语气,除了官方话语,可能有一大半不那么恭敬了。四年前我的著作出版时,有一位与我曾经关系密切的院士,因为我书里有一句“院士博导满天飞,博士硕士遍地滚”(现在硕士应换成博后了),他老人家从此再不理我,否则无法向其他院士同行们交待。我们已经知道袁隆平虽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,但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。报上还说,上海有位年轻院士自曝自己在美国也就相当于副教授水平。
  为什么会这样惨呀?不是没有钱,而是大学精神的缺失。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,一种法理精神,一种科学精神,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,尤其体现在知识精英们的追求中,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。
  四
  现在你到华中科大去,已经买不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了,要买就160、180、260平米!你想,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、120、150、180、260平米,一套不够,再折腾第二套,第三套。他还能静下心来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?
  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,他人生最大的关怀,最大的快乐,就是追求智慧。欧几里德几何是没有用的,希腊哲学家像泰勒斯那样,赫拉克利特、毕达哥拉斯、德谟克利特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,以及托勒密、阿基米德那样,都追求着一种没有用的智慧,为求知而求知。这种智慧是嵌入了人们内心深处,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,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,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。
 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,其实要害在于,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。
  好几年前,曾经写过《新大学人》的王东华先生跟我说,他永不再谈大学问题,因为大学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谈的,谈了也白谈。的确,在中国,大学似乎已成为一个“权贵”话题,不像足球,谁都看得出哪个是假球;不像超女,谁都有资格投她一票。为什么呢,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崇尚文化,敬畏大学吗?不是,是由于思想的普遍贫乏而产生的权威迷信,这也造成了小人物不敢怀疑,青年人不敢批判,而那些权威本身又矫情、虚假与做作。某些大人物无耻作秀,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撞骗,更加剧了大学的腐朽。
  譬如说,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在北京市录取比例超出其它省份的十倍以上,北大录取的北京学生就占了13%,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的统计甚至达到17%,这首先是一个严重的招生不公平问题。可是,你看那些名牌大学校长说了什么呢?我们为他们感到脸红,回避不公平的实质问题,赤裸裸地为优势群体辩护,公然诋毁不发达地区学生的智力水准。什么北京生源素质高,什么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,背后完全是权力思维。社会对大学的支持是天经地义的,这种支持没有任何理由获得市场意义的回报,何况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,并不是首都市政府的首都。这是所有人有正常思维都看得到的,难到名牌大学校长会看不到么?
  再譬如说,每所大学都在应付各种各样的评估,怎么应付呢?是形式主义,文牍主义,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,花半年时间,甚至把正常教学与研究事务都放下,甚至暑期不放假,去建立各种应付检查的档案,填写无数重复啰嗦的表格,制作各种给外人看的手册。我所在的学校还要求准备几年来各门课程的两套试题库,标准答案,学生考试试卷,没有的要求组织学生造假。至于有几门课能让学生真正有所收获,有几堂课的老师能够让学生不睡觉,有哪些真正在思想、真正在做学问的教师需要支持,学校提拔出来的优秀教师有几个真能给学生智慧的,天晓得。
 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怕孤独,孤独才有真正的内心世界,真正拥有了内心世界的人,能够以自觉的行动走向普遍的价值与理想,也就超越了孤独。
  任何人唱高调的时候要警惕!我刚才唱了很多高调。人都有两面,理想与现实,这两者一定是同时存在的,不是一个先一个后,先现实就没有理想,先理想也根本达不到现实。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是没有经济基础,绝大部分人其实生活得很优越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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