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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收入分配问题:不法甚于不均  

2006-08-12 21:09:3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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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收入分配问题:不法甚于不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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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红春 经济学博士,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发在联合早报评论版面。这是原稿。特转。 

 

收入分配问题,人人关心,关系人人。收入分配所存在的问题,可以分为三个层次,一是不法,二是不公,三是不均。这相对应于收入分配的三种标准,一是法律标准,二是情理标准,三是需求标准。

收入分配的法律标准,应该是最低层次的标准,因为法律一旦生效,其条文是很清晰、很明了、很刚性的(本身也许有不同理解的余地、内外伸缩的空间),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,操作起来相对容易。

收入分配的情理标准,是比法律标准高一个层次的中间层次的标准,是法律所没有包含的其它社会规范,比如理论上的“按劳分配”,实际市场经济中的“按贡献分配”,等等,全部的社会规范都由法律解决是不可能的,首先是有法律外的遗漏,其次是有法律内的模糊。

收入分配的需求标准,是最高层次的标准,说它是最高层次,第一是因为理论上的深奥,第二是因为操作上的艰难。理论上的深奥,表现在很不容易说清楚收入分配的“均平”指什么。起点?过程?结果?古往今来几千年,争论一直没有停息。即使我们现在假定说,大家接受“均平”是指按需求而言(应该说这最具有经济学的意义),那末,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什么?也还是不太容易说明白。生存需求?享乐需求?发展需求?另外,也表现在很不容易说清楚“均平”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。“均平”本身肯定不是社会发展的本来目标,当然财富增长也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本来目标,社会发展的本来目标应该是提高人的幸福(每一个个人的幸福以及社会总体的幸福,也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)

操作上的艰难,表现在很不容易达到任何一种定义的“均平”,从人类历史最早的原始社会的均平(每一个人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,没有任何剩余),到马克思所设想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——共产主义社会的均平(按需分配,社会财富充分涌流,每一个人的所有需求都得到完全满足),现在都做不到。而且,“均平”对于“社会福利最大化”,是一把双刃剑。选择什么样、什么程度的“均平”,可以实现“社会福利最大化”?

当我们现在感觉到收入分配“不均”,是一个很大、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,其实它更可能是一个“不公”的问题,一个“不法”的问题。

一个极端的例子。微软的比尔·盖茨,就财富积累存量,是世界首富;就财富新增流量(每年收入),是不是全球第一,笔者没有探究。但不管怎样,和我们大多数人相比,我们和他之间的收入分配肯定是“不均”的。为什么我们对这种“不均”没有什么脾气(不排斥有人有脾气,但肯定不是社会主流民意),因为这种“不均”没有“不公”(他是按对于社会的贡献而得到这些收入的)和“不法”(他遵循了法律。有对微软“垄断”的起诉,是另外的问题)的问题。至于他捐出很多财富,成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,也是属于另外的问题。

相反方向另一个极端的例子。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,持刀抢劫一个富人(比如说比尔·盖茨)100元,从收入分配的“需求”标准,是减少“不均”的“好”事(100元,对于穷人的边际效用,远远大于富人),但从“情理”和“法律”的标准(中国刑法对于抢劫罪没有数额标准,理论上讲,抢一分钱也是犯罪。不象贪污和受贿,一定数额之上才算犯罪),却是加大“不公”和“不法”的坏事。

现实生活中,更多的是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例子。更具有可行性的是,在收入分配的“不均”问题上,按照“需求”的标准,先更多地解决最贫穷人群的“不足”问题。需求的最高端,我们现在不容易界定。收入多到什么水平,就超出了“需求”?现在的经济学理论,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但需求的最低端,我们很容易界定(比如,生理意义上维持生命的需求?联合国“个人日均一美元”的绝对贫困线?欧盟国家的“国民收入中位数的50%”的相对贫困标准?),结合考虑我们的财力,解决最贫穷人群的“不足”问题,是比较容易操作的。

最需要解决的收入分配问题,是收入分配的“不法”问题。以民怨、民愤最大的贪官的受贿收入为例(收入不法的问题,当然不只是限于贪官受贿)。中国现有法律的事前威摄力偏弱,事后惩罚力也偏弱(这反过来又弱化了事前的威摄力)

从许多已经被起诉的贪官受贿案例看,几百万、几千万,好像都没有追究“虚报收入罪”和“偷漏税罪”(这些在美国都是很重的罪名)。一些人有认识上的误区,以为收入如果申报了、纳税了,就表示被法律认可了,就成为合法收入了。其实这是两回事。当然贪官的受贿收入,他们是不敢申报、纳税,但起诉时,也追究“虚报收入罪”和“偷漏税罪”,数罪并罚,会加大惩罚力,加大受贿的机会成本、风险成本。

在许多案例中,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”成了贪官的“免死金牌”。1988年,中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将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”定为犯罪;1997年,中国在修订刑法时加入了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”。在司法实践中,涉案数额超过10万元的,如果认定系贪污或受贿所得,犯罪嫌疑人会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;如果涉案数额超过100万元,最高可被判处死缓或者是死刑;而如果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其贪污行为或者是受贿行为,拒不讲明财产来源,即使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,其最高刑罚也只是五年有期徒刑。因而许多人认为,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贪官(如果是受贿,还保护了行贿的犯罪嫌疑人),违背了法律的原意。

据中国《检察日报》725日报道,2003年至2005年,中国共有3.35万名贪官被判处缓刑,年均缓刑率为51.5%,明显高于其它案件19.74%的年均缓刑率。一些贪官被判有罪后,除了享受缓刑和免刑,居然还可以保留公职而不被开除,在缓刑期满后还能够享受正式的退休待遇。

“收入不法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(不管它是减少还是增加“收入不均”),而且它又主要是加剧、放大了“收入不均”的问题,所以它是一个“双倍”的问题。反过来说,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收“事半功倍”之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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