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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三十年前人人都穿开裆裤并不符合事实  

2006-07-20 14:30:4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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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成了财经传播的焦点。先是“中产阶级”讨论传播很广,其次就是薛兆丰所关注的“基尼系数”。两篇文章附后。唐钧致力于研究中国贫困问题非常久,确实有很多经验上和理论上的发言权。
从当前传媒发展的阶段来看,似乎更多受众喜欢薛的文章,从薛文的传播率可以看出。
因此,如何把所谓更有说服力的文章通过当前最有效传播渠道传递出去,其实也是一个命题。
而我们现在的党报往往承担不了这样的功能。
 
 2006年07月20日 10:25大洋网-广州日报
 
  唐钧
 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、研究员
  一些“基尼系数专家”提请全社会注意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,可能已经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,应该及时调整收入或财富分配政策。这并非是简单的“劫富济贫”,而是一个明智的、理性的“里程碑式”的忠告。欣慰的是,现在从上到下都已经在关注这个严重影响中国发展前景的大问题了。
  “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上收入比较平等的社会,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……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。”
  “在未来的25年里……社会中的弱者有被落在后边的危险,这会导致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增加,加剧社会压力。”
  “在有可比数据的所有国家中,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幅是迄今最大的。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不同寻常的。”
  “中国基尼系数增长速度已经创了世界纪录。”
  ……
  恕我愚钝,最近才发现有一个“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”,已经有几位“专栏作家”在那里指手画脚,用嘲讽的口吻教训着国内研究者。最近的一位,据说是位“青年学者”。他的文章的题目是《所谓基尼系数到了警戒线是在自己吓自己》。正因为如此,我在本文的开头引用了一些看似“自己吓自己”的言论。
  说来很惭愧,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,是一些国际组织首先用基尼系数来“吓唬”中国的“忧天杞人”,继而被“吓醒”的学者才对这个原来只在经济学教科书上打过照面的概念动了真格,也开始对基尼系数作出计算,继而又用它来“吓唬”中国政府和老百姓。为了证明所言非虚,现在我们揭开谜底:上面的第一段,引自世界银行的《中国: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》(2004年);第二段,引自经济学家情报社的《走向2010年的中国》(2000年);第三段,引自世界银行《2020年的中国:新世纪的发展挑战》(1997年);第四段,引自世界银行《共享增长的收入: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》(1998年)。
  在“青年学者”的文章中,他带着明显的轻蔑口吻说起了“三十年前”的往事——“人人都穿开裆裤”,这不知有何根据?也不敢请教“青年学者”究竟芳龄几何?如果年仅“而立”,那他的指证是有道理的。因为那时他正是穿开裆裤的年岁,但把“自己穿的”当作“人人都穿的”,这样的逻辑推理就有点搞笑了。
  遗憾的是,同样的逻辑几乎贯穿“青年学者”的全文:
  譬如他说:“就拿‘基尼指数’来说,这个指数是有的,是个概念,是衡量贫富分化的概念。但是,它的核算方法,五花八门,没有定则。”但是,为什么一些国际组织偏偏爱用这个被他说得一塌糊涂的“指数(系数)”来说事呢?而且在世界银行每年的《世界发展报告》还特意在《部分世界发展指标》中列上它?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《人类发展报告》中,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列入?
  又譬如,他说:“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,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,不能反映真实情况。”但是,世界银行完成于1997年的《共享增长的收入: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》一书中却强调说:“不论如何测算不平等的程度,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越来越不均等。尽管中国家庭调查数据存在许多缺陷,但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。”
  再譬如,他说:“目前各种基尼指数的计算方法,都是以人群的‘即时收入’为基准的。但事实上,收入的差异应该从‘终身收入’的基准去考察。”但是,世界银行计算基尼系数,好像也是算“即时收入”,而且差不多年年都算。而推敲他的说法,好像是说在某一时点上人们的收入或资产状况,或富或穷或中产,都是不重要的。如果你现在穿开裆裤,那你就想想从前是穿过满裆裤的,或者想想以后还有机会穿满裆裤就行了。要以“终身”穿裤的状况为基准去考察,而现在露屁股就权当“时尚”一回。
  “青年学者”文中还拿另一位经济学家来说事,提出一个命题:“三年经济困难的时候,有些人饿死了,有些人没饿死,基尼系数该怎么算?”其实懂得一点逻辑学的人都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,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是坏事,并不等于说没有贫富差距就是好事。这就好比告诉一个小孩,吃毒蘑菇是会死的,但并不等于告诉他,不吃毒蘑菇就不会死。一些“基尼系数专家”提请政府、学界、媒体和全社会注意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,可能已经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,应该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政策。这并非如“青年学者”所说,是简单的“劫富济贫”,而是一个明智的、理性的“里程碑式”的忠告。欣慰的是,现在从上到下都已经在关注这个严重影响中国发展前景的大问题了。
  他还说:“中国在发展,大部分人的处境都在改善,收入中位者的处境在改善……”既然“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,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,不能反映真实情况”,他这样说,不会是胡诌的吧?看来,对于统计数字,他的态度其实很功利。在这里,他和我们一样,还是相信“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”的。当然,除此之外,我们可能需要关注还有“小部分”处境没有改善的人,但这似乎并不在他的“学术视野”之内。
  最后,还是要告诉“青年学者”,我们并不想“说服”你,这故事你爱怎么编就怎么编。我们只是告诉读者,你编的故事就像“三十年前人人穿开裆裤”一样,并不符合事实。
 

从加州牛肉面到基尼警戒线
  2006年07月18日09:00     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

2006年7月18日 星期二
国内很多快餐馆,都有“加州牛肉面”供应,大致上是汤面加块状牛肉,味道不错。但你假如问来自加州的美国人,他们会告诉你,美国加州不仅从来不以牛肉面驰名,而且连牛肉都不出产。“加州牛肉面”的渊源无从考,但它们肯定只是“中国产的加州牛肉面”。

国内经济学家,也经常把五花八门的“国际警戒线”挂在嘴边。房价高了,就说地产泡沫的国际警戒线已到;存款多了,就说内需不足的国际警戒线已到;部分人生活好起来,就说基尼指数的国际警戒线已到。事实上,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编造、用来吓唬自己人的“中国产的国际警戒线”。

就拿“基尼指数”来说,这个指数是有的,是个概念,是衡量贫富分化的概念。但是,它的核算方法,五花八门,没有定则;其次,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,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,不能反映真实情况;况且,即使这个指数可以合计出结果,其结果的现实含义,也是学者胡乱强加的。谁定的“国际警戒线”?到了“国际警戒线”又如何?就有暴动?

说得详细一点。目前各种基尼指数的计算方法,都是以人群的“即时收入”为基准的。但事实上,收入的差异应该从“终身收入”的基准去考察。

这跟体重的走势有几分相似。每个人小时候都很轻,慢慢才增重。从“即时体重”的角度看人群的体重分布,结果一定是:人群的体重极其悬殊——有人很轻,有人很重,往往相差几十公斤!而且,要是遇到生育的高峰期,一下子多了很多小朋友;或者营养条件开始逐步改善,发胖的人忽然增加,那么,统计出来的结果,就会显示“体重悬殊”问题激化。

然而,如果换个角度,以“终生体重”来衡量,即追踪记录每个人一生各个时期的体重,然后再比较他们的“终生平均体重”,那么“体重分化”的情况,就远不至于那么悬殊。换言之,您即使跟一个婴儿比较,也大概只有不超过10公斤的“终身体重”差距,而不至于有超过60公斤的“即时体重”差距,因为婴儿将来是要长大的。

对“贫富悬殊”的统计方法来说,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应该改用“终生”的角度,先统计每人“终生收入的现值”,然后再作比较。也就是说,如果我们选定任何一批同时代的人,追踪他们的终生收入,并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投资等因素作出修正,那么贫富分化的情况,就不可能如此悬殊!

问题是,以“终身收入”为基准的核算方法,必须耗费数十年、甚至跨世纪的个案追踪,成本太大,不能为那些为政府政策鸣锣开道的所谓学者之用,所以他们才不得不采用蹩脚的“即时收入”基准。结果,这样计算出来的“基尼系数”没有说服力。

基尼系数除了计算模式的结构性缺陷,还有取值的问题。在计算基尼系数时,究竟应该取哪些数值、应该忽略哪些数字、如何量化一些非货币的指标,都是没有共识的经济难题。周其仁教授最近遇到一些“基尼系数专家”,便半开玩笑地问他们:“三年经济困难的时候,有些人饿死了,有些人没饿死,基尼系数该怎么算?”

再有是“基尼系数”的现实含义。系数高一点,会怎样?低一点,又会怎样?故事是可以编的。你可以跑到世界任何地方,计算那里的基尼系数,把那里发生的事情与基尼系数联系起来。拿到科研经费,我恭喜你有机会跑一趟;但不要试图说服我,给你个基尼系数,你就有本事告诉我将会发生什么。
 
有了上述的经济学准备,再看最近FT中文网上“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”之争,是非就更加清晰了:任何人群,一定有收入中位者;围绕这个中位者,一定可以按比例划出一个中产阶级。中国当然有中产阶级,这是顾名思义的有、顺理成章的有,bydefinition的有,为什么这么多人试图否认它的存在?

我的回答是:其目的跟炮制“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”一样,即危言耸听地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机感,给“劫富济贫”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。中国在发展,大部分人的处境都在改善,收入中位者的处境在改善,即使贫富更加悬殊,也比三十年前人人都穿开裆裤要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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